我们可以在《善恶的彼岸》和《道德谱系学》中读到的这种对宗教的著名批判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之最好的引言。超我也是一种理想构建，禁令和谴责就源自于它。于是，心理分析以它自己的方式成为一种解经，使我们能够在道德意识的正式文本背后去阅读俄狄浦斯戏剧，心理分析也是一种谱系学，它把包含在压抑中的能量与借自于原我，即借自于生命深处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以这种方式，被提升到自我之上的超我，成了一个负责观察、审判和判决的法官、一个“法庭”。超我被剥除了其绝对的外表；超我似乎是一种被衍生的和后来获得的制度。当然，弗洛伊德还有一些尼采所没有发现的洞见：伦理意识之化约为超我，乃是源自于被应用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应用于忧郁症和道德受虐狂的临床经验与一种文化社会学之间的聚合。据此，弗洛伊德才能构思我们所说的责任或良心的病理学。而且，关于神经官能症的发生也向弗洛伊德提供了一把钥匙，以便依据发生的术语来解释民俗学之被认可的图腾和禁忌现象。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伦理的和宗教的意识都起源于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显现为一个取代历程的结果，这个历程诉诸那承袭自俄狄浦斯情结的父亲之被隐藏的角色；个体的俄狄浦斯转而充当了那种属于人性考古学的集体俄狄浦斯的模式。律法体制因而关联于一个原始戏剧、著名的弑父戏剧。但是，我们很难说这是否只是心理分析的神话、“弗洛伊德的神话”，或者说弗洛伊德是否真的成功地发掘出了诸神的彻底起源。无论如何，即使我们这里只能把握弗洛伊德的个人神话学，它仍然表现了一种与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的直觉非常接近的直觉，也就是说：善与恶是通过投射到贫弱和依赖之情境中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弗洛伊德有某些他自己的说法；重估，我们称之为颠覆之颠覆，不应该仅仅经由被尼采称作虚无主义的文化检验的焦虑，而且还要通过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一文中所说的“弃绝父亲”（renonciation au père）这样一种个人拒斥；这个弃绝可比作于弗洛伊德在别处所谈到的哀悼过程，或确切说哀悼工作。据此，虚无主义和哀悼是两条近似的道路，经由它们，价值的起源被唤醒了，即被归还给权力意志，被放回到与死神永远搏斗着的爱神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