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大学一直有一种不良的用心，或者一种担心，以及在它围墙之内的宽容神学；尽管当人们谨慎地问一个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提及的问题时，想到神学家们有保留的说明，人们多少会有些恼怒。然而，如果我没有犯错误，有人暗地里高兴是如此非科学的，以便高声和与众不同地谈论不能被证明的所有其他事实均仰仗它的根本事实——以便强调整个的学院体系或许有一种意义。无论形形色色的非神学教条主义者的个人观点如何，都有一种普遍的期待，宗教导师将要回答在其他人秘密思考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使一个问题的标志得以形成。当被其他人只是认作一种不可能性或一种限定性概念的东西，对他来说代表一种可能性时，人们相信他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让他意识到完成这一工作是非常美妙的！）人们期望的并不是他的私语和对上帝的咕哝，而是他的讲话：不是期望他的暗示，而是期望理解他和证实他；不是期望把他置于背景下的某一处地方，而是期望抛弃普遍的科学方法，把他置于最显著的地位。
显然，神学并不把自己在大学中的位置归功于任何武断的原因。它存在于那里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因而这样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许由于相似的理由，大学也有其他的部门，但神学与它们永远是不同的，因为对它的需要显然绝不能被满足，这表明它与教堂的相似性。自相矛盾的而又不能否定的真理是，作为一种像其他科学一样的科学，神学没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地位；因为它由此成为对属于其他部门的不同学科的完全不必要的复制。只有当神学院尝试去说，或者至少指出这样说的必要性，只要情况如此，其他学科不敢说，或者不敢大声说的东西时，只有神学不断地提醒人们，混乱尽管是美妙的，但却不能由此成为一种秩序时，只有当神学成为问题的标志，而且面对科学可能性最遥远的边界——或者更进一步说，在与跨越最遥远边界的哲学职能的冲突中成为一种呼唤时，神学才有理由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