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不仅仅限于人身权、生存权等基本民生权利的要求，而是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或口号，这就蕴含着对解决民生的基础——土地提出了诉求，由早期狂暴的空想向更现实的平均思想转变。唐末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以补不足均有余的思想为号召，带领农民起义争取民生权利。宋初的王小波以“吾疾贫富不平，今为汝均之”[15]相号召。南宋钟相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16]的口号。打破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打碎具有强烈依赖性的人身依附枷锁，是劳苦大众实现自己梦想、获得民生权利的前提，否则要解决民生、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能是幻想。
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缓慢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诸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7]这一时期，广大民众赖以生存的民生资料——土地，高度集中于皇权，地租的形态开始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变，劳苦大众的生活愈发艰难。农民为争取民生权利而开展起义斗争，也由传统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向对土地的现实要求，即“耕者有其田”“不纳税、不缴粮”等口号转变。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就以“均田免粮”为号召，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欢迎。“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18]“吃他娘，养他娘，吃养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19]这些民谣鲜明地反映出老百姓最基本的民生理想，那就是没有剥削和掠夺，人人丰衣足食，吃养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