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佛、道两教受到统治者异乎寻常的重视。东晋时期，葛洪用儒学的忠孝仁信等思想对民间道教进行改造，并提供了一系列长生的仙药和炼丹秘方，从而使之能够为上层社会所接受。以后陆修静、陶弘景又对道教进行典籍、科仪及组织方面的规范，于是它便上升为一种官方宗教。从皇室到士族，道教的信徒甚众，有的还是崇道的世家，如琅邪王氏、吴兴沈氏、吴郡杜氏等。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在统治者的倡导之下，道教在南方广泛传播，“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帝）世居吴兴，故亦奉焉”[37]。但与佛教相比，道教的政治地位则低下多了。东晋南朝帝王中信佛者远逾于信道者，而且还有的信道兼信佛。很多帝王延请名僧参与朝政，并与臣下互相撰文阐扬佛法。梁武帝还一度舍道就佛，公开讲：“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外道。”[38]佛教受到统治者的偏爱，不但是因为可从这里找到死后理想的归宿，而且还因为它是驾驭民众最有效的精神武器。宋文帝时司空和尚之一语道破其中奥秘。他在《答文帝赞扬佛故事》中讲，佛法要求信徒持五戒十善。如果“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39]。南朝后期，统治者经过选择，大致形成以佛教为主，儒、道兼容的主导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