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类似的观点莱辛则说得更为直白：“历史事件只要像一个布局很好的故事，能够和诗人的意图联系在一起就行了，用不着再进一步照顾到历史的真实。”[5] 这样的话语出现在大名鼎鼎的《汉堡剧评》中，已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它在西方文学理论界的主导地位。郭沫若最初创作历史剧时，主要是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所以他更强调：“写历史剧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6] 这一主张可视为西方作家轻视“历史真实”的中国翻版，不过郭沫若显然已意识到了西方理论如何才能“洋为中用”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为自己的创作主张辩护时，已充分考虑到如何与当时中国的现实语境，乃至中国文化传统接轨。这就难怪后来他在回忆早年创作历史剧“只是借一段史影表示一个时代或主题而已，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创作方法时，又特意强调“这种办法，在我们元代以来的剧曲家固早已采用，在外国如莎士比亚、如席勒、如歌德，也都在采用着的”。[7] 在强调莎士比亚、歌德等西方作家之前，先突出了“在我们元代以来的剧曲家固早已采用”，足以体现郭沫若在理论上“融合中西”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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